一、九旬老人一天的生活

    明天如何养老？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1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又增加到了1.85亿。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成为我国老龄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北京的一个特殊家庭，说它特殊，是因为在这个家里，承担养老重任的居然是位92岁的老人。

    王爷爷：快嚼，不吃饭就饿死了，能不吃饭吗，嗯？不吃饭能活得了吗？

    眼前的这两位老人，正在喂饭的是父亲王成珍，今年92岁。 这是他智障的儿子王致昌，今年也有52岁了。今天的午饭是面条，王致昌似乎并不想吃。父亲给他喂到嘴里，他却怎么也不想咽下去。王成珍老人又去冰箱拿了馅儿饼，想喂给儿子。

    记者：每天都这样？

    王爷爷：每天都得这样，嗯，没办法，都五十多年了。

    馅儿饼冻得太硬，王成珍又换成了饼干。这顿饭，王成珍喂了半个小时，儿子却没吃几口。

    王爷爷：就这样，没辙。

    就在这间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他们一家三口人。王成珍给儿子喂饭的这个时间里，他的老伴丁秀英就在另一个房间里坐着，等丈夫喂完儿子后，才能过来照顾她吃午饭。

    丁奶奶：出不去 哪也去不了。

    丁奶奶今年84岁了，去年春天，她脑血栓突发，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只能在轮椅上坐着。王致昌是老两口最小的儿子，八个月大时，一场大脑炎损害了他的智力，现在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五十多年来，他一直跟着父母生活，吃喝拉撒一切由父母照料。每天做饭、倒水、端饭，洗衣服，伺候大小便，这让92岁高龄的他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丁奶奶特别担心老伴累着或是摔着，有一次，王爷爷在家里摔倒了，伤了腰，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

    丁奶奶：你说能不着急嘛，他要是有毛病我们俩怎么办？我们俩怎么办？谁管？

    老两口结婚有64年了，他们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子女们都在北京，只是离石景山区比较远。老人说，子女们有的一两周来看他们，送些吃的和生活用品，有的一两个月来一次，有的几乎都不来探望。

    王爷爷：（他的）哥哥、姐姐都离得远，都有个家，人家怎么伺候他。

    记者：您其他孩子也没法带他一块生活是吧

    王爷爷：人家谁也不要，人家谁能要，人家挺好一个家，把他搁家里的，家里还得有人看着他，不行。

    小区里有些老人家里雇了保姆，一个月花费要两千多元，王成珍老人不舍得，也掏不起这笔钱。他的退休金每月2000元，老伴没有退休金，每月只有200多元的补贴，再加上小儿子每月七百元的残疾人补助，三口人每月的生活费不到三千元。有时候，王爷爷也会自己收集些小区里的废品，卖点钱来零花。

    王爷爷：叫谁谁也不来，雇人也不行，雇人没那么钱，雇一个人两千多块钱，我工资才两千多块钱，还有三口人吃饭。

    中午十二点半，王爷爷扶老伴和儿子上床午休。把丁奶奶从窗边的轮椅上扶到床上，仅仅是几步的距离，老两口也很吃力。

    丁奶奶：看我上床多费劲，他不拽着我，我上不去，就这么费劲。

    王成珍老人打算趁这会儿功夫出去买点水果。

    记者：您出去骑车摔过跤吗？

    王爷爷：摔过。

    记者：摔过几次？

    王爷爷：摔过两三次了。

    记者：摔的严重吗？

    王爷爷：就把脑袋摔破了。

    记者：那您还骑车出去？

    王爷爷：不骑车不行，有的时候家里头没有了，就自己出去买点。

    王爷爷说，去年老伴刚出院时，社区里有一家叫做乐龄合作社的养老机构，曾经提供过上门服务，每天有工作人员上门帮助做家务和病人的护理。但是，今年他们的人手很紧张，上门服务也来得很少了。我们帮助王爷爷打通了乐龄合作社的电话，乐龄的工作人员答应，来王爷爷家帮帮忙。

    乐龄工作人员：累不累呀？

    王爷爷：你们来了我就不感觉到累了，我归置不了，归置归置就累了。

    看见护理人员上门帮助他们，老两口都很高兴。平时儿子的腿脚动不了，王爷爷一个人又搬不动丁奶奶，娘俩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可是有好几个都月没见着了。今天，有乐龄的工作人员在家，他们帮忙搬开了家里的家具，让奶奶能看看儿子。

    丁奶奶：六六，听见了没，听见了没有。

    丁奶奶：他要死在我们前头他算是有福了，他要死到我们后头，我告诉你他算受了罪了，人们谁管。

    她叫王艳蕊，是乐龄合作社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她也是王成珍老人家的常客，这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她跟我们说起了去年五月丁奶奶刚出院，他们上门服务时看到的情景。

    王艳蕊：丁奶奶是刚出院，就是躺在床上，脑中风，还糊涂，也在床上动不了，翻身也很困难的。后来我们就让同事派班，然后每天来给她上门做服务，帮助她翻身、擦身、理发、洗头。刚开始然后也协助她做一些运动，指导她每天坚持一下。

    丁奶奶：王主任给我洗身子，擦身上她可没少干，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去年的几个月里，乐龄的工作人员坚持每天上门服务三个小时，每月收费六百六十元，他们的人手越来越紧，现在只能是隔一两个月临时来一次。

    王艳蕊：主要是那边我们不是有一个日托所嘛，那托所那块儿现在也有老人】我们家里头实在出不来了，我们属于说那种能帮的帮帮。

    这一次，王爷爷又对王艳蕊道出了自己的困难，他还是希望乐龄合作社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派个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老头：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吧。早晨来了，做做饭，搞搞卫生，给老太太擦擦身上，还是跟原来一样。

    王艳蕊：行，回去我们调一调，我看看能不能调出人来。

    二、社区养老机构捉襟见肘

    从王成珍老人家出来，王艳蕊心情非常沉重。虽然，从内心深处，她十分同情这个老龄家庭的艰难境遇，希望能切切实实地帮助三位老人，但是她也很清楚，现在合作社里的人手实在紧张，确实很难抽调出人手每天上门服务三个小时。她的合作社现在运营的如何？这种社区养老的方式到底能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呢？

    前面我们看到，王成珍老人对乐龄合作社的社区养老服务寄予厚望。据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带有日间照料功能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2万个，可以提供留宿照料床位1.2万张，日间照料床位4.7万张。这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养老压力？我们再上乐龄合作社去看看。

    从王成珍老人家出来，王艳蕊心情有几分沉重。虽然非常想帮助这老两口，但是她心里明白，现在的人手实在是很难调开。

    王艳蕊在社区做托老所和上门的服务，这个位于石景山广宁社区的平房，就是乐龄合作社的托老所。2011年4月，乐龄日托所开始运营，也是北京市第一个专业的社区日间托老所。从早上来到这里，到傍晚回家，老人们可以在这里参加活动，吃午餐、休息，享受洗澡、康复等护理。每个老人每天收费五十元，

    这天上午，社区里一位叫郭淑珍的居民匆匆忙忙到乐龄合作社来找王艳蕊，她说自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年痴呆突然发作，可是她自己今年也63岁了，身体不太好，经济也不太宽裕，照顾不来两位老人。

    郭淑珍：如果他痴呆再摔了，我不好弄，问题是我家没人，我妈也在床上瘫着，也瞎

    乐龄眼下没有人手提供上门服务，王艳蕊说服了老人的女儿，白天把老人送到托老所去，晚上再接回来。

    乐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

    郭爷爷：蝴蝶。

    看着父亲在托老所里很开心，郭淑珍的眼圈红了。父母操劳了一辈子，她不忍心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养老 。现在把父亲送到托老所来，不管怎么说，白天有人照顾，晚上接回家，还可以享受家的温暖。每天五十元的收费她也能承担，这是她最放心的方式。

    郭淑珍：我期望他们在家里，我说我只要一开大门叫妈，你答应我，我真的心里特别痛快。

    王艳蕊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在入住养老机构意愿方面，城镇老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只占11.3%，很多老人都希望能在熟悉的社区和家人的陪伴下度过晚年。而与此同时，失能老人，也就是无法自理的老人，数量在不断攀升，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人，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人。如何让这些失能老人在不入住养老机构的情况下健康地养老，就成了社区养老机构的职责。王艳蕊说，乐龄就是要帮社区里的老人实现不离开家养老的愿望。

    王艳蕊：哪怕是根据这个老人的身体机能的下降，它可能完全不能自理了，但是他也可能如果通过专业照顾，他是可以在家庭渡过的，甚至有一些小型的社区养老院，他的模式是多功能化的，他包括了上门，包括居家，包括社区，也包括了短期的入托照顾，也可以在这儿接受短期的24小时服务，但他其实跟他的家人并没有割裂。我们就是希望让老人让他不离开他的家人，然后又通过这种专业护理能够帮助到这些老人

    王艳蕊说，现在这里也有几位老人入托，平时至少需要两三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而乐龄目前全职的工作人员只有八名。

    王艳蕊：今年初期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团队有大的变动，有一部分同事，有几个同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职。

    乐龄合作社的护理人员每人每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元，由于护理那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很辛苦，还要在几个社区之间奔波，乐龄合作社兼职做托老所和上门的服务，有几个人已经先后离开了。

    让王艳蕊为难的还有托老所的亏损。

    王艳蕊 ：我们还是有亏损的，基本在（每年）10、20万

    2011年，乐龄的总收入为34万元，总支出52万元，亏损了18万，其中来自老人的直接服务收入只有3万多元。

    王艳蕊：我们应该是在初期摸索阶段，又没有政策支持，又没有资金支持，都是靠自己在做的话，基本上这种居家社区养老，又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所以就会很困难。

    王艳蕊在社区做老年服务的这几年，已经前前后后搭进了三十万。尽管一直亏损，王艳蕊还没有提高收费的打算。他曾经在社区里走访了很多不能自理的老人，也很想帮助他们，但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每个月只能领到二百多元的生活补助，没有多余的钱能够支付社区养老的服务。

    老太太：孩子都下岗了，没有工作，上外边干临时工挣点，还有孙女儿上学。

    王艳蕊：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组织那些没有退休金的健康老人做手工，把做好的手工品去义卖，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记者：您做手工挣的钱一般拿来干什么呀？

    老太太Ａ：我这哪儿不合适了买点药吃，一买就是几十块钱。

    老太太Ｂ：我这一百块钱，可以给我孙女，够买好吃的了，要不我这一百块钱够买菜的了，这个月买菜我不愁了。

    尽管王爷爷一直盼着社区养老机构的人员上门来帮忙，但是乐龄短时内很难抽出人手。这天下午，他的儿子王致昌总是胃口不好， 他在家找来找去，没找到胃药，只好去了社区医院。

    王爷爷：我问一下我这个傻儿子他胃不好，吃东西有点恶心，还不想吃东西。

    医生：他不能跟您来一趟吗？

    王爷爷：他来不了。

    记者：这您能看得清吗？这药怎么吃。

    王爷爷：看不清。

    记者：一日三次， 那这苦的药他吃吗？

    王爷爷：试试吧，闭嘴，闭嘴。这不行，他不嘬。

    我们注意到，就在离王爷爷家小区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一家社会福利院。王爷爷却从来没进去看过，福利院能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呢？我们带着王成珍老人，来到了这家福利院。

    王爷爷：我也90多了，我得伺候一个80多的老太太，她得的是脑拴，我傻儿子8个月大的时候得的大脑炎，也是不能动，我得伺候这俩，所以问问这个住院的条件，多少钱？

    工作人员：像您这种状况，完全能自理的是１７００。

    王爷爷：我儿子他卧床不能动，他那个收费怎么收。

    工作人员：像他这个不自理的收费要在三人间的住三人的这样的住的是1980。

    这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床位紧张，要想马上住进来根本没有床位，还要先登个 记排队，但是王成珍老人并没有在排队的名册上登记。

    记者：刚才让您登个记您怎么不登？

    王爷爷：没登，登记干嘛？登记这孩子们多了他能给你出点钱吗？

    记者：他一个月两千块钱您觉得能支付得起吗？

    王爷爷：支付不了，出不来。

    记者：这养老院您看着还挺满意是吧。

    王爷爷：对，养老院不错，条件挺好。就咱的条件不行。

    每一天，王成珍和丁秀英老两口都会想，如果有一天连王爷爷也不能自理了，一家三口人怎么养老。

    王爷爷：这个没说，虽说这个看这样，说趴下就趴下，人老了就这样。

    记者：您怕什么？

    王爷爷：我就怕我趴下，我一趴下他们俩就没人管了。

    为了把社区养老服务继续办下去，王艳蕊说，他一直想各种办法，现在她正在争取让政府增加为老人购买养老服务的数量，今年，石景山广宁社区的街道办拨款五千元钱，让100位社区的老人到乐龄日托所来享受一天的入托体验。

    宋大爷：没有人照顾的，愿意到这儿来，在这儿待一天，晚上在家那里交接，还是比较方便的。

    王艳蕊：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我们更关注的是低收入的弱势老人这种困难的状况，这很大一部分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付费的能力，他自己付费能力没有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分费用应该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基金会募款的方式来解决。

    这天，王艳蕊约见了一位日本客人。这位高桥先生在日本做养老服务多年，也经营过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在他看来，中国提供社区养老的社会机构也在成长起来，王艳蕊的努力值得称道，也值得坚持下去。

    日本 高桥先生：小王现在所做的类似于日本的30年前，那时也有很多想要为老人做事的人，像她这样为老人提供服务，是面向偏远地方的低收入群体。能够服务这样的群体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棒。

    王艳蕊：我去日本看过，日本它有护理保险日本它有护理保险，护理保险基本负担这些老人的费用的90%，个人只需要负担10%，这些提供服务的机构，他就可以去接受护理保险的费用，对于他运营来说就可以有很大的保障了。

    王艳蕊说，今年，乐龄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尽管还要面临种种的困难，她说，她一定会把社区养老服务一直坚持下去。

    王艳蕊：从我们最早可能直接服务只有五位老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上百位接受我们直接服务的老人。那么我想可能还会有，再过几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接受我们的服务。

    三、国外的社区养老机构

    王成珍老人希望能居家养老，但是我们看到王艳蕊的乐龄合作社发展得并不顺利。一年下来，精打细算还要亏掉十几万元。我们了解到比利时在社区养老方面采用了政府采购的方式，给了社区养老很好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养老护理主要有两种方式，居家护理和养老机构住宿护理。颐康园安养院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规模比较大的一家社区养老机构，目前，颐康园安养院共有108个床位，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大多是华人。入住这里的老人们自理都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安养院需要对每一个老人施行24小时看护。

    颐康园安养院是一个由商业投资开发建成的养老院，入住这里的价格不低。不过对于那些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将由联邦政府承担入住养老院的主要费用。

    颐康园安养院院长 陈楚南：政府在安养法令之下，平均每人每天政府差不多增贴了150澳币，个人呢，因为许多享有退休补贴的优惠（待遇），他们退休金差不多一个月有一千来块（澳元）吧，他要给八成四的退休金，就是差不多42块吧。他个人要拿出来。

    在比利时，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公立养老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需要简单护理的老人可以居家养老。每家养老院会派护理人员为老人上门服务，例如把每日餐点送到老人家里，还可以帮助老人理发，足部护理等等，费用都很低。

    比利时布鲁塞尔迪尔贝壳区（Dilbeek）养老院负责人 安•范穆森：在我工作的这家社区养老院居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在83岁。老人来这里需要提交申请表格，并请医生标注需要哪些护理。然后进入等候名单。需要高度护理的老人在等候过程中享有优先权，联邦政府社会福利中心会优先考虑让自理困难的的老年人入住。只需要简单护理的老人被安排在另一组等候名单，排队等待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在比利时，所有的养老院都需要付费，老人们主要来自退休金支付费用。退休金超过1000欧元的老人只能选择进入私立养老院，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的老人就有资格申请进入社会福利中心下属的各个社区公立养老院。在比利时，老人生病的时候，如果医生确认老人能够自理，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居家生活；如果医生认定，老人独居有摔倒和生病的风险，就会建议去养老院。在这家养老机构里面，就有不少这样需要康复的老人。

    迪尔贝壳社区（Dilbeek）公立养老院老人（101岁）：（我）我今年101岁。我在这里住了四五年了。

    比利时布鲁塞尔迪尔贝壳社区（Dilbeek）养老院负责人 安•范穆森：因为这个老人之前意外摔了一跤，需要做康复运动，而且没有办法回家居住，所以就来了社区的中心。

    在这些社区养老院里，服务的人员都是专业的职业医生和护士。目前每家养老机构配备的医护人员，人数要至少达到入住老人总数的一半。在这里，医护设施非常完备。为防止老人摔跤，墙壁半身高的地方，都有扶手。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每人都配有一个小型的四轮推车，让他们可以自由活动。对于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帮助老人大小便，也有专门的浴缸洗澡。

    布鲁塞尔菲尔福尔德区斯蒂赫（De Stichel）私立养老院主任 杨• 安斯奥浦斯：这台机器可以辅助老人在浴缸里站站起来，这样方便护工为他们洗澡。

    在社区的养老机构里，还有各种还有兴趣小组和学习班，让老人们能够老有所乐。

    迪尔贝壳社区（Dilbeek）公立养老院老人（82岁）：我今年82岁。这是我给孙女织的玫瑰色的小裙子。 每个周日我的孩子都会来社区养老中心看我。

    节目里我们看到，92岁的王成珍在耄耋之年还要照顾84岁的老伴和52岁的儿子，这样的错位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震惊。而更让人无奈的一个现实是，热心养老事业的王艳蕊，十分同情这个家庭的处境，可她也无力提供更多的帮助。王成珍和王艳蕊的身上，折射出目前养老的一种困境，低收入家庭收入过低，社区养老服务成本过高。这就更需要政府调集资源，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快培育养老服务机构，来弥合养老体系的裂缝，让每个老人都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福祉。